湖南小村血祸 艾滋病的二次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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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疗专家一度困惑不解，湖南北部的幽远山区如何和千里之外的河南血祸接上关系，遭遇艾滋病重创。

　　雁池乡，和“湖南屋脊”壶瓶山仅一河之隔，距离石门县城100余公里。千百年来，山民们在山谷里、一条清亮大河边建房开地，繁衍生育，如同一个世外桃源。

　　1990年代前期，贫困推动村民们成群结队走出大山，通过焦柳铁路远赴河南卖血，最终带回了艾滋病毒。

　　两个家庭的顶梁柱

　　2010年2月24日，三亩池村里还残留着新年喜庆，鞭炮声远近响起。66岁的伍法现坐在晒谷坪上和串门的亲戚聊天，老伴覃荣华在厨房忙活。如果他们唯一的养子伍远星没去河南卖血，今年38岁的他应该和父母妻儿一起，享受初春的暖阳。

　　1994年，22岁的伍远星想结婚了，但家里没钱修屋，而没有房子也注定得不到丈母娘同意，唯一的出路就是出去打工赚钱，伍由此离开了村庄。

　　伍远星去了广东、河南等地打工后回村结婚，生了一个儿子。把孩子交给父母，伍又外去打工，直到2001年，伍远星才建起一栋两层的楼房，贴满了白色瓷砖。

　　但2002年，伍感冒发烧，身体发虚，人肿了，莫名奇妙地肚子饱—各种疾病轮番袭击伍远星，晚上更是不得安神—倒下又起来，媳妇给他盖被子，左盖右盖都不是，“反正要依他的”。

　　伍被送到石门住院，发现感染艾滋病毒。

　　2004年伍远星死去。此后家人得知伍曾经去河南南阳卖过血，赚了1000多元。

　　为了给儿子治病，伍家已经花了两万元毕生的积蓄，现在每人领取每年600元的困难补助。一亩稻田可以提供一年口粮，还可以在一亩六分的山地上种些红薯、玉米，养两头猪。

　　覃荣华望着13岁的孙子伍军，“以后只能靠他了”。

　　媳妇和孙子没有被感染。媳妇在外面打工，先是在广东，现在据说在上海。公婆说不出她到底做什么工作，但她会定期电话回来，询问儿子的情况。

　　三年级起，伍军就开始了寄宿生活，他的两只耳朵和手背被冻得裂口子。因为国家减免了乡村学生的学费，他在学校只须交餐费—每餐3元，一天9元，每月生活费270元。学校知道伍家的情况，每年减免250元。

　　伍军带《凤凰周刊》记者去了父亲坟头。隔着一条溪流，不远处是喻家村，各家屋脊遥遥相望。

　　“那边还有几个（死于艾滋病）。那头覃家的儿子也死了，跟远星都只隔几天。”覃荣华说，覃家一度责骂说他们家儿子是被伍远星害的。“怎么可能去害他呢？他们是那么好的朋友，一起长大。”

　　在22年前建造的土坯房前，73岁的老人覃道支正在剖开一根青竹，见覃荣华走进来，愕然，但紧紧握住了她的手，掉下泪来。

　　和伍远星一样，覃家大儿子覃事金在河南南阳卖血感染艾滋病，41岁去世。

　　在阴暗的房间里翻了很久，覃道支还是没有找到儿子的任何一张照片，但他找到了孙子寄来的照片—覃事金临终前，叮嘱自己13岁的儿子，一定要照顾好爷爷奶奶。儿子14岁就离开了学校，到了南方打工。

　　过塑的照片上是一个留着分头、稚气未脱的男孩。他每天在工厂工作12小时，每一年给爷爷奶奶寄来数百元，供他们买油盐。

　　一群人的宿命

　　伍远星的生身父母在8公里之外的琵琶洲村，本姓贺，他的亲弟弟也死于河南卖血。

　　2月25日，冷雨淅沥，乳白的雾在群山里流动。

　　这个村庄在2004年开始连续不断死人，引起村民恐慌。村主任伍学波借了一台摩托车，带《凤凰周刊》记者进山。在山路上，一个人开着摩托车外出，见了村长停下车寒暄几句，憔悴愁苦。

　　村长说，他就是一名艾滋病人，他的妻子在2009年底去世。

　　走过一座用木头铺的桥，山坡上就是贺家。

　　66岁的贺财东背部残疾，当年恐怕养不活第三个儿子，就将贺远星送给了伍家，但约定“如同嫁女一样，人还是贺家的”。

　　伍远星经常来到生父家里，和四弟贺武松最为亲密。

　　大哥贺武纲说，老三老四从河南卖血回来，带回了数千元，极为自豪。他听说后大惊，但弟弟们宽慰说，“那么多人都在卖，没事的”。

　　2004年，贺武松在深圳打工，总是感冒却总是治不好，接回石门继续治疗。一天，医生悄悄告诉他，你弟弟是艾滋病。

　　贺武松被带回家，等待死亡。

　　贺武钢在四弟临死时说，弟弟，你得的是艾滋病，没办法的，哥哥和爸爸已经尽力了。

　　很多年，贺财东都不敢公开两个儿子的真正死因，他用红布包好四儿的身份证和一张电梯工上岗资格证，放在柜子里。
　“两个儿子就这么没了，这就是我的命。”

　　对面山坡上，一对姓甘的兄弟也因卖血感染。2005年，石门县疾控中心曾进入村庄调查摸底病患，但未向村委员会开相关数据，村主任也不知道多少村民是HIV感染者和病人。村民们帮助整理出一份死亡名单，在贺家所在小组，一共有6人因艾滋病死亡，7名感染者存活。

　　村里大多数人是一个叫徐建云的村民带去河南的，徐由此被叫“队长”。

　　徐建云刚好在贺的邻居家里帮助拆除旧房，被村长叫了进来。“卖血队队长”卖血多次，却没有发现感染，身材高大，面色红润。徐相信自己如有神助，讲述当年的故事的时候，不时嚯嚯笑。

　　当年，伍远星、贺武松两兄弟还有一个叫贺财波的本家叔叔三人坐上去石门县城的客车，来到石门火车站—它是19年修筑的焦柳铁路上的一个节点，他们各自支付24元钱买去河南南阳的车票，晚上8时登上一趟绿皮火车，第二天早晨8时就到了南阳，然后坐公共汽车到镇平县。

　　徐比划着，每次抽出两袋血，每袋400cc，60元，他们要在血袋里写清自己名字。约20分钟后，血袋又送了回来，分离了血浆的红细胞通过那枚还没有拔出的针头重新输入体内。

　　这个环节是致命的。

　　大陆媒体报道称：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河南发现血浆可以卖给生物制品公司制成白蛋白、球蛋白、血小板、第八因子等，利润可观，由此推动发展“血液经济”。

　　血站推出一种“单采血浆还输血细胞术”，称采出供血者的全血，通过离心分离其血浆，再将血细胞还输给供血者，是一种安全、对健康没有损害的技术。

　　一些专家称，因血浆蛋白恢复较快，1—2周后可再次献浆，可以提高频率，扩大血源和降低成本，单采浆技术被视为献血技术重大革新，扭转了长期血源不足和血浆成本过高的困难局面。

　　事后发现，一些血站将数十人同一血型的血液投入一台离心机，分离血浆后又分包注入多人人体—只要有一个人的血液里带有艾滋病病毒，它们将传染给其他人。

　　这种危险不为卖血者所知。鼎盛时期，各省农民挤在上蔡县城一个小型血站登记挂号的竟达5500多人，血站每天接待444人至500人。

　　为提高采血效率，一些血站不消毒、不体检、不化验，有血就抽，来者不拒，多人共用一个针头，造成交叉感染。

　　徐发誓说他只带人去过一次，他告诉村民们卖血信息也是为了帮助村民致富。村民们对徐也表示了谅解。

　　距伍家约三四百米，40岁的聂绪忠也是病人，进而传染了妻子。

　　1994年年底，聂领着10多名村民在邻县一个砖厂打工，带着薪水回家过年，在县城碰到了徐建云带着10多名村民去河南镇平卖血。

　　“这就是命吧。”聂说，他当时不缺钱，怀里还装着几千元，但徐说去河南玩玩，他也跟着去了。

　　面对粗大的注射器，聂一直犹豫不绝，最后想“还是卖点吧，起码搞点路费，要不白来了”。

　　聂被抽走四袋血，在大门门卫室领取了100元，正好是他回乡的所有开销。

　　1996年，聂结婚，随后远出广东打工，直到2007年返回乡村。2008年，聂扛一根木头时感觉不支，差点摔倒，后高烧一退，卫生院一针只能顶两天，最后在石门被诊断为艾滋病。

　　2003年，石门县跻身中国第一批51个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聂绪忠等人得到了石门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帮助，每月领取依非韦仑片、拉米夫定片和司他夫定胶囊等三种药物。

　　2008年的汶川地震波及了聂家小砖房，摧毁了一部分庭院。聂需要终生服药，无法做50公斤以上的体力活。34岁的妻子起床了，却又躺在客厅里的椅子上，蓬头垢面，叹气。

　　乡村的希冀

　　河南血站的问题最终引起国家的注意。1995年，国家对血站进行专项整顿，并在两年后颁布了《献血法》，试图从法律体系上保障血液的安全。

　　从2001年开始，中央和地方共计投资23亿元更新中国318个血站和119个血库的基础建设和设备，并加强血站的准入制度、人员的培训以及统一考核机制，设备管理全部实行技术规程，同时大力推动无偿献血。

　　同是1995年，中国各省加强了对各自艾滋病群体的监控。

　　《湖南省艾滋病流行情况及监测概况》显示：卖血人员是湖南省艾滋病流行的高危人群。据调查，湖南怀化、常德、张家界、湘西等地自1980年代末开始有农村人口到河南等地卖血。该报告称，湖南有卖血人员30万人，其中1990年代初曾到河南等地卖血浆在10万人左右。这些人大多集中在焦柳铁路沿线地区，可以很方便到达河南。

　　常德市石门县位于湖南省西北部，是一个省级贫困县，辖20个乡镇（场）、787个村，人口近70万。

　　2005年1月开始，石门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启动了一次庞大的HIV抗体筛查，花费3个月时间找到3509名在1997年以前的卖血者，占全县总人口的0.5%，其中1107人在河南南阳、1511人在湖北仙桃，其余891人在湖南本省卖血。

　　调查发现，这些人主要是集中在雁池乡周围山区，以20—40岁的女性为主，其中89.17%是因为贫穷，想通过卖血来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其余则由于其他原因如好奇、蒙骗。

　　2006年，石门又新发现卖血者400多人，还有数目不详的卖血者不愿接受抗体筛查。当年底官方公开HIV感染者和病人67人，比2004年的统计数字增加40人。自2007年开始，石门HIV感染者和病人的最新数据再无更新。

　　石门县疾控中心副主任詹代红称，艾滋病毒感染数据未经省中心授权，不能公开。但詹表示，石门县没有一个孩子感染艾滋病，“这应该是不幸中的万幸”。

　　石门县疾控中心艾滋病防治科科长李先平说，国家在着手筹备三线抗病毒药物，尽全力保护这些特殊的病人。

　　艾滋病令琵琶洲村很多家庭一贫如洗。“我一直在想什么办法，才能帮助村民富裕起来。”琵琶洲村村主任伍学波说，山清水秀其实是山穷水尽，山区村庄土地较少，且贫瘠，只能养家糊口，年轻人迫于生计一般都出门打工。

　　石门一直是中国最好的的橘子产地，村民曾种植橘子。但2006年，琵琶洲村出现大果蝇灾害，政府要求村民砍掉橘树，每棵大树补助10元，小树补助5元。

　　实际上，桔子逐渐不被城市居民欢迎。而石门每年出产柑橘40万吨，“能不能卖个好价钱，要看运气”。

　　政府鼓励村民种植烤烟，供应数百公里外的常德卷烟厂。但分到农民手里的收入太少，开始遭到农民拒绝。而高寒蔬菜，运输成本过于高昂。

　　一群村民商议了很久时间，最后的共识是种植渐受城市居民青睐的油茶。村主任准备向市委书记卿渐伟写报告，要求获取政策和技术等支持，帮助这个村庄休养生息。

　　2月26日，雁池镇飘起雪花，寒风凛冽。通往县城的马路两边，随处都可见男女青年背着大包小包等车—宽长的卧铺车络绎不绝把他们送往广东、江浙，外面那个世界吸引着他们，如同当年走出村庄的伍远星、贺武松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