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纯谴责歧视是不够的,还要解决现实问题。有了稳定收入、正常生活,艾滋家庭才可能与社区正常相处 去年年末,四川西充县某村8岁艾滋病男童坤坤遭到村民“联名驱赶”的事,曾经引爆舆论公愤。事后证明,所谓“联名驱赶信”系网络报道者策划的。如今,三个多月过去了,坤坤的故事有了可喜的进展——今年3月3日,坤坤在爷爷以及乡党委书记等人的陪同下,来到专业治疗和教育艾滋病少年儿童的山西省临汾市红丝带学校,他正在渐渐融入这个新集体。 坤坤现在的状况,还是让人欣慰的。这个故事还告诉我们:在艾滋病知识已日渐得到普及的中国当下,除了消除片面歧视之外,对艾滋病人特别是艾滋病儿童,还有很多正面的保障措施要去做。 事实上,坤坤以及更多艾滋病童背后的困境,并不是科普常识本身所能概括的。 一则,无辜的坤坤从一出生就是一名艾滋病感染者,他是高危人群的干预机制、母婴阻断落实机制疏漏造成的悲剧结果。我国早在2003年就已对艾滋病采取“四免一关怀”政策(即免费初筛、免费母婴阻断、免费义务教育、经济困难人员免费服药和国家提供救治关怀)。如果坤坤的妈妈当初及时得到干预和筛查,或者得到及时的“母婴阻断”,那么悲剧就不会发生。所以,编密这道保护网本身,比单纯地谴责对艾滋病患者的歧视更为重要。 其次,坤坤的处境还是一个特殊的留守儿童问题。因为他的父母已经不照管他了,他只得与年迈的爷爷相依为命。没有父母的关爱、看管,更因为艾滋病患者的特殊身份,于是被当地社区所排斥,得不到正常的教育。结果,坤坤变得格外“调皮”,对社会产生抵触情绪。就这样,社区冷漠-艾滋病儿童仇怨形成了某种恶性循环。之前已有调查显示,受艾滋病影响儿童群体最严重的心理问题,就是仇视社会,这种心态很容易使他们滑入反社会、犯罪的深渊中,甚至比艾滋病病毒更可怕。 所以,中国的艾滋病防治、关爱之路,单纯谴责歧视是不够的,还要解决现实问题。首先,ZF应更有力地干预艾滋病高危人群,及时筛查出感染者,对感染者进行及时的药物治疗、母婴阻断,并且提供相应的经济资助,让他们吃得上药,过得上正常的生活。有了稳定收入、正常生活,艾滋家庭才可能与社区正常相处。 此外,还需要专业社工的介入干预,以及官方、民间慈善组织的协力帮扶,针对性地解决像坤坤这样的艾滋留守儿童的实际困难,让艾滋病童能得到正常的教育,营造友善的社区生活环境,从而消解歧视的社会土壤。 总之,对于艾滋病,除了反歧视,还应有更多积极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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