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艾滋病拆迁队成员写照

珍爱生命_521

看到网上南阳艾滋拆迁的消息时，我从椅子上弹了起来，跑着去报了题。4年前，当我还是一名深度记者时，曾赴河南驻马店汝南县，耗时近一月调查过2009年11月的艾滋拆迁事件，采访过数名当地艾滋病人和病毒携带者。

　　至今，我仍保留着当年数万字的原始稿件及采访笔记、录音、村民提供的拆迁现场视频、受访者照片等。

　　我向报社提出回访当年的这起未能披露的艾滋拆迁事件。联系上当年的举报者，获悉当年受访的病人至少已有两人去世。这4年间他们怎样生活，是否再次参加艾滋拆迁事件，需要现在还活着的病人对我讲述。

　　我重新披挂上阵赶往南阳采访。没人比我更了解这起事件，以及事件背后的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及其生活状态。

　　尹小枫

　　唯一同意使用真名的艾滋病人

　　尹小枫是当年前往汝南县西关村参与拆迁的艾滋病人之一，也是唯一同意记者使用真名见报并公开形象的艾滋病人。但待到稿件正式见报前2小时，我决定对他使用化名。

　　他在一次验血时被查出HIV阳性，这是他1990年代卖血后的“遗产”。

　　当年初见他，是在平舆县某村，他皮包骨头，裹着两件破旧军大衣，坐在一辆农用三轮车上。接送村里赶集的村民，是他当时唯一的生计。

　　他拖着腿领我们走进他家的瓦房时，我被屋内的破败震惊了。那是真正的家徒四壁，从艳阳下走进屋子，眼睛适应了半分钟才看清里面就一堆砖头支着个床板，上面一堆看不出原色的烂棉被。

　　领着我们寻访艾滋病人的举报村民此前还颇有忌讳，但在进屋的一刹那，他们的嘴也瘪了起来，当时有人嘀咕了声“太惨了”。

　　尹小枫有个习惯，话语间隙会时不时深呼吸，从肺部挤出一声叹息。当时，他的儿子在河北打工。儿子走后，一场雨淋死了30多只无处可躲的兔子，剩下的兔子们饿慌了，把院子里白杨树脚的树皮啃来充饥，活了下来。那时他病着，根本没力气下床救兔子。

　　后来，这6只如小土狗一般大的兔子成了他的“朋友”，除了病友，他也没朋友。舍不得吃，也没人愿意买走，就一直养着。

　　他告诉我们，参加那起艾滋拆迁的理由很简单，他没力气干其他活。在现场作势走动了一下，连话都没多说几句。100块钱一天的佣金，能抵他一个月的低保。

　　艾滋病治疗虽然免费，艾滋病人享受低保，卫生部门近年也提供了百十元的补助，但对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艾滋病人，也许这仅够基本口粮。

　　他后来的经历，是回访中从他儿子口中得知的。两年半前，儿子打工回来，翻新了房子，去年5月，儿子又带回了他从未谋面的儿媳和孙子，他抱着孙子乐得合不上嘴。

　　而一个月后，尹小枫实在受不了了，喘不上气，路也走不动，身上瘦得没肉了，自己喝了农药。他没被抢救过来，如今已化身村东头的一捧黄土。

　　尹小枫儿子手中捧着他父亲在厦门打工时照的照片，那时他留着寸头，面容精神身材健壮。他的儿媳至今也不知道公公是艾滋病人，因此，我决定为他化名，保留他这一生最后的秘密。

　　肖三

　　艾滋病拆迁队组织者未得善终

　　肖三是所有受访的艾滋病人里最真诚、最能说的一个，也是我寻访时最想找到的人，他是当年那起艾滋拆迁的分队组织者。

　　因为卖血，他的两个哥哥先后因艾滋病去世，2007年，肖三老发烧，总好不了。他去检查，结果为HIV阳性。

　　“恨有啥用?恨谁呢?”肖三狠嘬了口烟，“当时要知道，我就掐死那个收血的。”

　　每袋400CC，50元，在上世纪90年代初，对驻马店的农民而言是不错的价格。村里的青壮年男女相约去血浆采集点卖血。

　　不化验，直接往床上一躺，扎针，抽血，共用一个针头。5、6个卖血者的血同时混在分浆机里面搅拌，分离出血浆后，再把红血球输回体内。一轮过后，不清洗分浆机。1994年，肖三总共去了三回，赚了150块钱。

　　查出患病后，朋友们瞬间消失，除了他的看门土狗。他新认识了很多朋友，大部分是附近的艾滋病毒携带者，还有一些“道上的”。

　　老幺既是病友，也是“道上的”。两人喝酒时认识，互留了手机号码。正是老幺给肖三介绍了汝南县西关村的那桩拆迁“生意”。肖三组织了邻近两村的共19名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前往。

　　肖三说，他这样的人干不了重体力活，进厂当工人过不了体检关，做小生意没人敢买，做大生意又没资本。

　　“病人”们会偶尔在遇到类似替人收账，或助阵帮场需要人手的活儿。叫上几个病友走一趟，去赖账者家里默默坐着，也不动手。一般小账去5、6个病人，大一点的10来个。本地不够的话，上蔡县的艾滋病人多，“你要多少，就能拉来多少。”

　　当年坐着他的车离开村庄时，他兴致很高，主动告诉我们说新交了个女朋友，而且是没病的。我问他，戴套吗?全车人爆笑，他也抠着脑袋嘿嘿笑了起来。

　　那是我见过的他的最后一个笑容。

　　现在，大家都知道他死了，但没人清楚具体的死因，传得最多是他是被车撞死的。

　　王向财

　　去年还参加了邻县一次艾滋拆迁

　　王向财记性很好，4年后看到记者还能认出来。他是当年被拆迁的西关村村民，那次艾滋拆迁，村民阻路时，他发现汝南县东皇庙乡十二三个认识的艾滋病毒携带者也挤在人群中。他过去打了个招呼，顺道跟着人家凑了个份子钱。

　　我告诉他，当年采过的病人近半去世，他回答得几乎不带感情，“认识的兄弟们都是这样的，两年不见一批，两年又不见一批。2009年参加过艾滋拆迁的病人，到现在已经不少人去世了。”

　　王向财这几年吃了睡，睡了玩，随心所欲，身体不错，但也有变故。他离婚了，净身出户，房子给了儿子，重新找了个老婆。去年，他有了小孩，“检查过没有感染。”

　　他依旧靠打零工贴补零用。他说一些“生意”也不大干了，“给人家要个帐，良心上过不去”。何况这种生意现在也很少，一年有个三五回。

　　他说，这种生意都是熟人介绍熟人，但并没有固定的组织者。比如说他认识我，就给我打个电话，说最近有笔小账要不回来，你那能帮忙出几个人不?于是根据账的大小，两三个、十几个都有可能就去要账了。

　　除了09年那次艾滋拆迁，去年五六月间，王向财还参加过在正阳县的一次艾滋拆迁。一天400块，包吃，请了大约五六十来个艾滋病人，各个县的都有，汝南的、驻马店的、平舆的、上蔡的。其中汝南县的有20多个人，坐了4辆面包车赶过去。

　　一般这些生意，都是由“金主”负责出钱，由“金主”布置给属下，让喽啰们具体布置任务，艾滋病人通常只认识具体给钱的喽啰。具体谁出钱的，他们不知道是谁，也不在乎。

　　幕后黑手?

　　线索断裂受访者无一承认主使艾滋拆迁

　　在当年在艾滋病人的“突破”下，铲车碾过的汝南县西关村地头上，如今建起一个居住环境在当地数得着的商品房小区，叫“康宁新城”。

　　当时记者拍摄的工地施工证显示，该工程开发商为该县城区建设开发有限公司，该公司直属于县ZF，由某副县长挂帅。在开发商最初的宣传及文件里，都表示此处为新农村建设项目。但回访时，举报者称，西关村民少有买得起这里房子的。

　　当年拆迁现场确实来了很多官员。2010年，据汝南县ZF新农村建设办公室、汝宁街道办事处等工作人员回忆，拆迁当天，拆迁队以及某副县长带队的县、镇两级干部，公安、城管等多个单位都在现场。

　　在去这些单位采访时，相关负责人均表示，不知道艾滋病人参与当日拆迁一事。只有两名到场官员提到，“现场很乱”。

　　但在当事艾滋病人及西关村民们指认，当肖三一伙人亮明手中的艾滋病治疗卡，喊着自己是“病人”，冲击阻路村民的防线时，现场近百名公安、县镇干部们没任何反应。

　　2010年12月底，我第二次赴汝南当地，希望通过自下往上挖出艾滋拆迁链条。

　　老幺消失了。肖三说，自当年那个电话后，老幺的号码就停了，“道上的人经常换号，怕出事。”辗转了多人后，我被告知，老幺不愿和陌生人见面。

　　我清楚，如果当年这起艾滋拆迁事件没有彻查，这些文字也顶多只在在一些特定的人的心里留下阴影。更何况，一些当年的当事人已经或正在逐渐离世，这使得事件真相被大白天下的难度更大。

　　我不仅关心追捕幕后黑手，关心用法律严惩艾滋拆迁这种偶发恶性案件，我写下很多我所见证的艾滋病人的生活，我更希望有人去思考为什么会发生艾滋拆迁，去为参加强拆的艾滋病人们设身处地想想。

　　让我悲观的是，看过网上很多新闻后的留言让人觉得，很多人继续抵制艾滋病人走入社会，对于这样一个特殊群体的冷漠何时才能消解?

　　新京报记者 吴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