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耀洁：让我销声匿迹吧 只留真相在人间
“中国民间防艾第一人”高耀洁：
采写：本报记者 喻尘
摄影：本报记者 王昕伟 周筱赟
口述史第38期
■高耀洁简历
河南省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的退休教授，中国首位国际卫生组织“健康与人权”奖获得者。1927年生，山东曹县人。她最早揭开河南“艾滋病村”之谜并勇敢地说出真话，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被誉为“中国民间防艾第一人”。2003年底，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吴仪曾点名会见高耀洁，向她了解艾滋病的传播途径、病人现状和治疗意见。
今年年初，我就立下了遗嘱。将来我死了，不留存墓地。我如若正常死亡，不举行仪式，不留骨灰，按原计划，我的骨灰将和老伴郭明久的骨灰一同撒入黄河，让它流入大海，永远销声匿迹吧。
——高耀洁
9月12日，高耀洁在广州翻阅南方都市报，对三鹿隐瞒三聚氰胺真相义愤填膺。
她给我说要写一本自传的时候，还是在去年夏天，没想到，一年多以后，她真的就出版了。她就是这样一位老人，不管有多难，说到的一定做到。虽然在她给我这样讲时，我还担心她高龄的身体，她的健康，是否能够支撑她完成如此繁重的案头工作。
可是，就在那个简陋的，位于河南省郑州市黄河路上的寓所里，这位独居的八十高龄的老人，在保姆的协助下，孤独而执着地，整理了自己的一生。
她说，这些年来，找上门要给她写传记的人，已不是一个两个，而她，原本没有要写传记的打算。她曾觉得，自己的一生将来怎样评价，都让别人说去。可是，某些关于她的流言，让她不得不再次战斗，为了尊严，为了真实而负责任的，个人的和那个地方的真实的历史。
她就是高耀洁，81岁，虽然我和老人相识交往多年，可是，对于她，所知还是那么多，又那么少。在这位瘦弱的，曾缠了小脚的旧式的老人身上，藏着了多么大的力量呢？她依靠什么在面对一个强大的势力，为寻找并求证巨大的真相，一直战斗着？
我记得又一次去探望老人，是在今年春节之后的一个中午。老人说，你来了，我就要去吃烩面（郑州特有的一种面食）。于是，和她的保姆，搀了她，走过春寒料峭的街头，去那家她熟悉的面馆。饭后，又回到她的家中，她打开计算机，一段段地读她已经写出多半的回忆录给我听。
老人用她那浓重的开封口音，软软地读着自己的故事，仿佛，在我的眼前呈现了她出生的那个鲁西南叫高新庄的村庄，还有她的求学岁月，她倔强的性格，特立独行的工作风格，无论身处何种环境，总是不会说软话。
那个下午，我不忍看她的眼睛，那里，饱含了泪水，饱含了她一生所受到的不被人理解，甚至不被亲人理解，受到打击，屈辱，被陷害和牢狱之苦，在她不过一米五几的身躯内，全都包括了。
这位历史的体察者，经历80余载风雨，自觉而自醒，抗争而斗争，不屈服而坚守尊严，坚韧而守护真相。
“文革”创伤影响至今
少年时代的精神创伤给我儿子留下很深的烙印，从此，他胆小怕事，怕当官的。现在，有人为了控制我，还利用我儿子这个弱点。
1978年春节，我是守护在病人身边度过的，为了能学到知识，我不但要做好本职工作，还要去做护理工作、清洁工作。
“文革”中失去的学习机会太多了，我很珍惜恢复工作后得到的工作和学习机会，有时不太会去想以前的冤屈，全身心投入到了工作中。要说1978年以后30年的经历，我必须说一下1978年前几年的事儿。这些事情，我以前从未公开说过。
我被关过牛棚，被抄过家，被批斗过，“文革”中很多事儿，很多情景，我都经历了。这些，我都可以忍受，可是，他们在我儿子身上下的毒手，让我一辈子不能忘记。儿子的经历也影响了他后来的人生观，影响了我们母子后来的关系。
1968年11月6日，据说在郑州市中医院的电工房和男厕所发现了“反动漫画”和“反动标语”，我至今没看到漫画是什么样的，标语上写了啥，可这在当时的郑州，成了一件“重大反革命案件”。公安机关把矛头对准了我的儿子郭锄非。
郭锄非那年才13岁，并没有在中医院住，而是跟着我丈夫住在郑州八中附近，作案时间和地点根本对不上。可在半个月后，郭锄非被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队员在课堂上抓走了，遭到了毒打，被威逼利诱，对着他们拿来的反动漫画的照片描了一幅，算是被抓到了证据。1969年1月13日，他被以“反革命罪”判了3年刑。他当时才13岁，不够承担刑责的年龄，可判决书把他的年龄改成了15岁。
抓我儿子目标对准的是我，他的判决书的开头写着：“现查清，郭的母亲高耀洁，地主出身，有严重历史问题及现行活动……”我儿子就这样成了全国最年轻的“政治犯”。
我一次次地背着破背包到北京去替儿子申冤，晚上就睡在天安门的门洞里，我当年就是个出了名的“上访户”。现在看到那些含冤上访的人们，我比别人更能理解他们，同情他们，没有天大的冤屈，谁会走艰难屈辱的上访路啊！
1974年，郭锄非得到正式平反，平反结论上写着：“经复核调查研究，原判反动标语，不是郭锄非所为。故决定撤销原判，改判郭锄非无罪，予以平反，恢复名誉。”
少年时代的精神创伤给我儿子留下很深的烙印，从此，他胆小怕事，怕当官的。现在，有人为了控制我，还利用我儿子这个弱点，让他来求我，不要对他的工作产生影响。
抓了我儿子之后，1972年6月27日，我也被抓起来了，罪名是“非法堕胎”，判处“劳动教养三年”。我实际上被关了13个月，在河南省新郑县和长葛县交界处的陉山劳教场。
幸亏我丈夫在外面替我申冤，1973年7月19日，我活着走出了陉山劳教场。这年10月27日，我收到了郑州市革委会公安局给我的平反决定，恢复我的名誉，回原单位工作。
可是，我和我的家庭在“文革”中受到的迫害，并没有因对我的平反而结束。到了1979年12月5日，我才看到了郑州市中医院给河南省中医院的函，这时，我已经调到了河南省中医院。这个函终于给我彻底平反了：“我院于1979年3月对受到四人帮迫害的同志进行了平反。高耀洁同志虽已在院大会上平了反，但由于她调走，今特函，对高耀洁同志进行平反，恢复名誉，对受株连的子女亲属恢复名誉。”
离开手术台走上讲台
有了公款消费，有了“三陪”，性病传播就有了生长的土壤。我发现了这个问题后，从1994年开始，就到处去演讲，去做宣传。
我终于又有了工作的机会，又从郑州市中医院调到了河南省中医院，我感觉又有了活力。20世纪80年代，我所在的科室已经是远近闻名，成了没有挂牌的“恶性滋养细胞肿瘤治疗中心”。慢慢出了名，我们河南省中医院第一附属医院也出了名，病人多了，医生少了，人手紧，我有一次9天9夜没离开病房，后来，我晕倒了。
1983年，我和科室获得了河南省二级成果奖，我也获得了晋职、晋级和各级领导的重视。那几年，我们医院的病人非常多，我们得到了一些荣誉。1984年，我出席了在北京举行的全国中西医结合大会，被授予了一枚奖章。我是“九三学社”社员，这年又在北京参加了第四届社员代表大会，邓小平、胡耀邦都参加了会，接见了我们。
1988年，我被评为郑州市劳动模范，又当上了河南省第七届人大代表。我退休的时间因为医院人手紧，也一推再推，1990年，我都63岁了，还在工作。
1990年7月15日，我又到医院上班，晚上，退休人员聚了一次餐，宣告我正式退休了。饭后，我又到病房看了下，默默无声地走了，说实话，我舍不得这些病人，但我这一走再没回去过。
我退休之后，本意想写一些东西，总结一下40年的临床经验，可是，不断有人找上门来，希望我能到小诊所去挂牌，去坐诊，给很高的价钱。我都一一拒绝了。在郑州西郊，竟然有人挂出牌子“高耀洁教授在本所坐诊”，我带着记者去抓，可能事先暴露，扑了空。
1992年春节后，河南省当时的一位女副省长找到我。她说1995年要在北京召开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要我写一篇论文，在参加大会时用。于是，我开始在河南全省范围内，对几千名女性的健康进行调查。
通过这次调查，我发现：城乡接合部妇女发病率高；性乱使女性发病率高。我们检查了7个监狱，其中女子监狱的性犯罪在押的女人，性病发病率为92.7%.为什么会这样呢？我做了深入了解。
我发现改革开放几年后，出现了一个特殊群体，她们像城市健康躯体上的肿瘤，俗称“三陪女”，活跃在歌舞厅、夜总会、美容院等地方，从事色情服务。
这时，我听说豫东一带流传着一首打油诗：“吃喝嫖赌胆包天，贪污受贿心不悬。只因手中有巨款，某君今日又升迁。”有了公款消费，有了“三陪”，性病传播就有了生长的土壤。
我发现了这个问题后，从1994年开始，我就到处去演讲，去做宣传。1995年的半年里，我就讲了十几个大学，仅是三八节那天，我就在三个大学里演讲，宣传预防性病知识，那时还不懂艾滋病，所以，也就把艾滋病和性病放在一起讲了。
我退休后，没有去私人诊所，却争到了讲台。我认为我们女性更应该提高卫生保健知识，劳累了我一个人，让大多数人受益，这很值得。
游医曾威胁杀我全家
对这种人，当时我就想，我要一直干下去，哪怕我本人遇有不测或者我的家人为此出了意外。
1998年1月24日，河南省文史馆举办迎新茶话会，我是文史馆馆员。时任省长的马忠臣要来参加，我得知消息后，连夜写了一封信和调查报告，痛陈当时的游医黑幕，呼吁省长关注此事。第二天，我当面把信交给了马忠臣。
我在信中说：根据我亲身调查，发现我省各地市仍有大量游医，利用他们手中骗来的钱，收买了某些医院的领导，承包租赁医院的科室，摇身一变为“性病专家”等。
我与游医的接触不是一次了，除了那次带着记者堵乱用我名号的诊所落了空之外。1997年的秋天，一个年轻人差一点因为乱治病而染上性病送了命。我是一个致力于妇科病防治的妇产科医生，我很疑惑，我们的社会难道有这么多性病患者？又有那么多治疗性病的专家？我当时就认为，这已经是全国性的一场灾难了。
从退休后，我与游医、假药的交锋就开始了，从1990年起，我走上了一条漫漫十年的“性病游医打假”路。
我在那年秋天就开始暗访了50多家所谓的性病门诊，我扮成病人家属，走街串巷，光打车费就花了3000多元钱。所见所闻令我不寒而栗。
我给省长的报告引起了重视，第二天，马忠臣就作出了批示。1998年3月30日，省政府召开全省整顿医疗市场的电视电话会议，打击假药假医假郎中的活动在全省展开。
这一下可捅了马蜂窝。一些不知其身份的人打电话到我家：“再多管闲事，要你的老命，不仅杀你，还要杀你全家。”个别的媒体负责人也说：“老太太乱告状，让我们损失了数百万元广告费。”
我的小女儿也受到了牵连，她原在一家医院工作。为此，工作也丢了。我明白了，游医后面有保护伞，但我不会向这些丑恶势力屈服。
1999年春天，我再次上书河南省长，痛陈游医的危害，要求取缔性病游医，治理非法医疗广告。这年8月13日，河南省政府再次召集省公安厅、省卫生厅、省工商局等有关部门，研究集中整治游医、非法医疗广告的问题。
我经常听到全国各地患者打来的电话，听着他们在电话中带着哭腔的控诉：“高老师，我让性病游医害苦了。”这一切，让我意识到性病游医肆虐的范围不是河南一个省，于是，我又投书中央、省领导和各大媒体揭露性病游医及其支持者。
那些医药骗子真多啊！他们像苍蝇一样嗡嗡乱飞。他们又千方百计不择手段搞来与我的合影，妄想借此说明他卖的药是真的，以便欺骗病人。对这种人，当时我就想，我要一直干下去，哪怕我本人遇有不测或者我的家人为此出了意外，我只希望净化医疗环境，让老百姓受的痛苦再少一些。
一次会诊发现艾滋病
我原来仅仅注意到了性病，在巴某死后，又在阿芳一家人死后，我把视野放大了，我慢慢发现，原来这一切都源于“血浆经济”。
我是1996年4月7日第一次接触到艾滋病人的。巴某，40多岁的女人。她去一个医院看病，这天，医院让我参加她的病情会诊，从病人的病情看，很像“卡波西氏肉瘤”。那时，医院图书室里的艾滋病资料奇缺，我又回到学院图书馆，查到了艾滋病的文章，从巴某的病征来看，很近似“卡波西氏肉瘤”。我赶紧通知医院抽血化验HIV抗体。
化验结果出来，巴某HIV抗体呈强阳性，医院沸腾了，因为之前谁都没有接触过艾滋病人。医院赶紧通知巴某的丈夫和孩子、亲属，一家十几口人到省防疫站检测HIV抗体，结果都是阴性。我们很怀疑，为什么她的丈夫是阴性，而她却是阳性呢？直到半年以后，我们才有了新的认识，原来，巴某是经血液传播感染的艾滋病。
1996年4月11日，某官员得知此事后，以训斥的口吻说：“你们大惊小怪什么，哪有那么多艾滋病……”我很吃惊卫生厅官员为什么持这么样的态度，难道他们有什么隐情？有什么秘密？
十几天后，巴某死了，她才42岁。她的丈夫说：“我为了她的健康，要求医生在给她做了手术后给她输血，我很后悔，不该给她输血的。”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的输血感染艾滋病的病人，她从输血感染至死亡，历时近三年，其家属任何人均未被感染。她又是个普通的农村妇女，没有任何特殊嗜好，周围的人也都是健康的。我们在预防艾滋病的宣传中，总是强调静脉吸毒、性乱传播、嫖娼、卖淫等，而对医源性“血祸”的危险性却在那时很少提及。此事迫使我不得不思考和调查，周围还有没有类似巴某的病例，艾滋病的主要传播方式又是什么？
这时，我也听到还有人因卖血和输血感染了艾滋病。病人因病输血库的血感染了艾滋病，这说明当时血库的血已经被艾滋病病毒感染了，有多少病人因疾病或手术输过血库的血呢？谁能知道有多少受害者呢？我也不知道，可能，直到今天，也没有人知道准确的数字。
巴某死后没几天，一个学生又告诉了我一件事。她丈夫的一家亲戚得了艾滋病。这家人无任何医学常识，更是缺乏艾滋病的知识，去找那些只为赚钱发财的“性病游医”治病，结果全家4口人落得灭门绝户，只是在剩下最后一口人时，才被确诊为艾滋病。
这是多么可怜的一件事情！
1996年11月，这户人家剩下的最后一口人阿芳也死去了。这家人是打鱼为生的，我现在还是无法忘记这一家4口人，这家人的艾滋病传播包括了血传播、性传播和母婴传播三个类型。
我原来仅仅注意到了性病，在巴某死后，又在阿芳一家人死后，我推测，因为血液感染艾滋病的人绝非只是她们，于是，我把视野放大了，我慢慢发现，原来这一切都源于“血浆经济”。
揭开“血浆经济”的真相
血液传播在目前还是中国艾滋病传播的一条重要途径，我们不能否认，更不能漠视。
接触到巴某和阿芳一家后，我发现我对艾滋病知识很缺乏。我本人是一个医生还这样，广大群众又该如何呢？我想，应该向他们宣传艾滋病知识，我已经退休好几年了，以前与性病游医斗，现在又有了新事做，宣传艾滋病预防知识。
1996年9月，我开始自编自费印刷第一批小报，向郑州市民免费发放。我当时的经济状况并不是很好，只有500元钱，河南文史馆拿出了800元，宋庆龄基金会送来了400元。这1700元钱共印出了12000份资料。
1996年12月1日，是国际艾滋病日，那一天，河南省文史馆出车，还有一些馆员协助，我们走遍了郑州5个长途汽车站，连续三天向群众发放了8000多份防艾宣传资料。
这已经不是我第一次自编自印宣传资料了。在打击“性病游医”时，我就开始这样做了。我在散发的资料上都印着“注意保存传阅”，可有人还是扔在地上不看，我就再把它们拾起来，再发下去。
到了1997年，我得知很多患者都是在农村里，因某些人为了“保密”而很难与他们取得联系，这更激起了我宣传“预防艾滋病”的信心和勇气。我成天就是编啊，写啊，写啊，编啊，印啊，讲啊。我每年编两期，每期都用八开的纸，后来又改成折叠型，4页八面，用新闻纸印刷。看起来像一本小书，有利于保存。
这些年我总共印了多少宣传资料呢？至少有100万份了，最多的一期我印了18万份。
那时，很多事都是我一个人做，老伴那时还活着，他不让我干，可又怕我累着，总帮着我干。那些年，多亏了有他帮忙，可后来，他去世了，他没能和我一起活到现在，这是我最难过的事情。
我把这些资料发到防疫站、计划生育站，更多时候是我带着几个人，大多是大学生志愿者，到乡下去，到农村里，去发放，就这样，慢慢地，有一些艾滋病人站了出来，愿意出来说话了，也就是这样，慢慢地，更多的人站了出来，他们说出了“血祸”和“血浆经济”的真相。
也就是从这时开始，通过自印小报，有些地方还经常邀请我去演讲，作报告，我到处讲，到处说，一些农村的艾滋病人开始主动找到了我，给我写信。我后来就知道了卖血感染艾滋病，再后来，输血感染艾滋病的人也多了起来，可以看出，血液传播在目前还是中国艾滋病传播的一条重要途径，我们不能否认，更不能漠视。
我后来的事情，媒体报道的就很多了。
今年年初，我立下了遗嘱。将来我死了，不留存墓地。我如若正常死亡，不举行仪式，不留骨灰，按原计划，我的骨灰将和老伴郭明久的骨灰一同撒入黄河，让它流入大海，永远销声匿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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