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心仁术 发表于 2008-12-1 22:07

高耀洁:让我销声匿迹吧 只留真相在人间


“中国民间防艾第一人”高耀洁:

采写:本报记者 喻尘


摄影:本报记者 王昕伟 周筱赟



口述史第38期


■高耀洁简历


河南省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的退休教授,中国首位国际卫生组织“健康与人权”奖获得者。1927年生,山东曹县人。她最早揭开河南“艾滋病村”之谜并勇敢地说出真话,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被誉为“中国民间防艾第一人”。2003年底,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吴仪曾点名会见高耀洁,向她了解艾滋病的传播途径、病人现状和治疗意见。


今年年初,我就立下了遗嘱。将来我死了,不留存墓地。我如若正常死亡,不举行仪式,不留骨灰,按原计划,我的骨灰将和老伴郭明久的骨灰一同撒入黄河,让它流入大海,永远销声匿迹吧。


——高耀洁





9月12日,高耀洁在广州翻阅南方都市报,对三鹿隐瞒三聚氰胺真相义愤填膺。


她给我说要写一本自传的时候,还是在去年夏天,没想到,一年多以后,她真的就出版了。她就是这样一位老人,不管有多难,说到的一定做到。虽然在她给我这样讲时,我还担心她高龄的身体,她的健康,是否能够支撑她完成如此繁重的案头工作。


可是,就在那个简陋的,位于河南省郑州市黄河路上的寓所里,这位独居的八十高龄的老人,在保姆的协助下,孤独而执着地,整理了自己的一生。


她说,这些年来,找上门要给她写传记的人,已不是一个两个,而她,原本没有要写传记的打算。她曾觉得,自己的一生将来怎样评价,都让别人说去。可是,某些关于她的流言,让她不得不再次战斗,为了尊严,为了真实而负责任的,个人的和那个地方的真实的历史。


她就是高耀洁,81岁,虽然我和老人相识交往多年,可是,对于她,所知还是那么多,又那么少。在这位瘦弱的,曾缠了小脚的旧式的老人身上,藏着了多么大的力量呢?她依靠什么在面对一个强大的势力,为寻找并求证巨大的真相,一直战斗着?


我记得又一次去探望老人,是在今年春节之后的一个中午。老人说,你来了,我就要去吃烩面(郑州特有的一种面食)。于是,和她的保姆,搀了她,走过春寒料峭的街头,去那家她熟悉的面馆。饭后,又回到她的家中,她打开计算机,一段段地读她已经写出多半的回忆录给我听。


老人用她那浓重的开封口音,软软地读着自己的故事,仿佛,在我的眼前呈现了她出生的那个鲁西南叫高新庄的村庄,还有她的求学岁月,她倔强的性格,特立独行的工作风格,无论身处何种环境,总是不会说软话。


那个下午,我不忍看她的眼睛,那里,饱含了泪水,饱含了她一生所受到的不被人理解,甚至不被亲人理解,受到打击,屈辱,被陷害和牢狱之苦,在她不过一米五几的身躯内,全都包括了。


这位历史的体察者,经历80余载风雨,自觉而自醒,抗争而斗争,不屈服而坚守尊严,坚韧而守护真相。


“文革”创伤影响至今


少年时代的精神创伤给我儿子留下很深的烙印,从此,他胆小怕事,怕当官的。现在,有人为了控制我,还利用我儿子这个弱点。


1978年春节,我是守护在病人身边度过的,为了能学到知识,我不但要做好本职工作,还要去做护理工作、清洁工作。


“文革”中失去的学习机会太多了,我很珍惜恢复工作后得到的工作和学习机会,有时不太会去想以前的冤屈,全身心投入到了工作中。要说1978年以后30年的经历,我必须说一下1978年前几年的事儿。这些事情,我以前从未公开说过。


我被关过牛棚,被抄过家,被批斗过,“文革”中很多事儿,很多情景,我都经历了。这些,我都可以忍受,可是,他们在我儿子身上下的毒手,让我一辈子不能忘记。儿子的经历也影响了他后来的人生观,影响了我们母子后来的关系。


1968年11月6日,据说在郑州市中医院的电工房和男厕所发现了“反动漫画”和“反动标语”,我至今没看到漫画是什么样的,标语上写了啥,可这在当时的郑州,成了一件“重大反革命案件”。公安机关把矛头对准了我的儿子郭锄非。


郭锄非那年才13岁,并没有在中医院住,而是跟着我丈夫住在郑州八中附近,作案时间和地点根本对不上。可在半个月后,郭锄非被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队员在课堂上抓走了,遭到了毒打,被威逼利诱,对着他们拿来的反动漫画的照片描了一幅,算是被抓到了证据。1969年1月13日,他被以“反革命罪”判了3年刑。他当时才13岁,不够承担刑责的年龄,可判决书把他的年龄改成了15岁。


抓我儿子目标对准的是我,他的判决书的开头写着:“现查清,郭的母亲高耀洁,地主出身,有严重历史问题及现行活动……”我儿子就这样成了全国最年轻的“政治犯”。


我一次次地背着破背包到北京去替儿子申冤,晚上就睡在天安门的门洞里,我当年就是个出了名的“上访户”。现在看到那些含冤上访的人们,我比别人更能理解他们,同情他们,没有天大的冤屈,谁会走艰难屈辱的上访路啊!


1974年,郭锄非得到正式平反,平反结论上写着:“经复核调查研究,原判反动标语,不是郭锄非所为。故决定撤销原判,改判郭锄非无罪,予以平反,恢复名誉。”


少年时代的精神创伤给我儿子留下很深的烙印,从此,他胆小怕事,怕当官的。现在,有人为了控制我,还利用我儿子这个弱点,让他来求我,不要对他的工作产生影响。


抓了我儿子之后,1972年6月27日,我也被抓起来了,罪名是“非法堕胎”,判处“劳动教养三年”。我实际上被关了13个月,在河南省新郑县和长葛县交界处的陉山劳教场。


幸亏我丈夫在外面替我申冤,1973年7月19日,我活着走出了陉山劳教场。这年10月27日,我收到了郑州市革委会公安局给我的平反决定,恢复我的名誉,回原单位工作。


可是,我和我的家庭在“文革”中受到的迫害,并没有因对我的平反而结束。到了1979年12月5日,我才看到了郑州市中医院给河南省中医院的函,这时,我已经调到了河南省中医院。这个函终于给我彻底平反了:“我院于1979年3月对受到四人帮迫害的同志进行了平反。高耀洁同志虽已在院大会上平了反,但由于她调走,今特函,对高耀洁同志进行平反,恢复名誉,对受株连的子女亲属恢复名誉。”


离开手术台走上讲台


有了公款消费,有了“三陪”,性病传播就有了生长的土壤。我发现了这个问题后,从1994年开始,就到处去演讲,去做宣传。


我终于又有了工作的机会,又从郑州市中医院调到了河南省中医院,我感觉又有了活力。20世纪80年代,我所在的科室已经是远近闻名,成了没有挂牌的“恶性滋养细胞肿瘤治疗中心”。慢慢出了名,我们河南省中医院第一附属医院也出了名,病人多了,医生少了,人手紧,我有一次9天9夜没离开病房,后来,我晕倒了。


1983年,我和科室获得了河南省二级成果奖,我也获得了晋职、晋级和各级领导的重视。那几年,我们医院的病人非常多,我们得到了一些荣誉。1984年,我出席了在北京举行的全国中西医结合大会,被授予了一枚奖章。我是“九三学社”社员,这年又在北京参加了第四届社员代表大会,邓小平、胡耀邦都参加了会,接见了我们。


1988年,我被评为郑州市劳动模范,又当上了河南省第七届人大代表。我退休的时间因为医院人手紧,也一推再推,1990年,我都63岁了,还在工作。


1990年7月15日,我又到医院上班,晚上,退休人员聚了一次餐,宣告我正式退休了。饭后,我又到病房看了下,默默无声地走了,说实话,我舍不得这些病人,但我这一走再没回去过。


我退休之后,本意想写一些东西,总结一下40年的临床经验,可是,不断有人找上门来,希望我能到小诊所去挂牌,去坐诊,给很高的价钱。我都一一拒绝了。在郑州西郊,竟然有人挂出牌子“高耀洁教授在本所坐诊”,我带着记者去抓,可能事先暴露,扑了空。


1992年春节后,河南省当时的一位女副省长找到我。她说1995年要在北京召开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要我写一篇论文,在参加大会时用。于是,我开始在河南全省范围内,对几千名女性的健康进行调查。


通过这次调查,我发现:城乡接合部妇女发病率高;性乱使女性发病率高。我们检查了7个监狱,其中女子监狱的性犯罪在押的女人,性病发病率为92.7%.为什么会这样呢?我做了深入了解。


我发现改革开放几年后,出现了一个特殊群体,她们像城市健康躯体上的肿瘤,俗称“三陪女”,活跃在歌舞厅、夜总会、美容院等地方,从事色情服务。


这时,我听说豫东一带流传着一首打油诗:“吃喝嫖赌胆包天,贪污受贿心不悬。只因手中有巨款,某君今日又升迁。”有了公款消费,有了“三陪”,性病传播就有了生长的土壤。


我发现了这个问题后,从1994年开始,我就到处去演讲,去做宣传。1995年的半年里,我就讲了十几个大学,仅是三八节那天,我就在三个大学里演讲,宣传预防性病知识,那时还不懂艾滋病,所以,也就把艾滋病和性病放在一起讲了。


我退休后,没有去私人诊所,却争到了讲台。我认为我们女性更应该提高卫生保健知识,劳累了我一个人,让大多数人受益,这很值得。

游医曾威胁杀我全家


对这种人,当时我就想,我要一直干下去,哪怕我本人遇有不测或者我的家人为此出了意外。


1998年1月24日,河南省文史馆举办迎新茶话会,我是文史馆馆员。时任省长的马忠臣要来参加,我得知消息后,连夜写了一封信和调查报告,痛陈当时的游医黑幕,呼吁省长关注此事。第二天,我当面把信交给了马忠臣。


我在信中说:根据我亲身调查,发现我省各地市仍有大量游医,利用他们手中骗来的钱,收买了某些医院的领导,承包租赁医院的科室,摇身一变为“性病专家”等。


我与游医的接触不是一次了,除了那次带着记者堵乱用我名号的诊所落了空之外。1997年的秋天,一个年轻人差一点因为乱治病而染上性病送了命。我是一个致力于妇科病防治的妇产科医生,我很疑惑,我们的社会难道有这么多性病患者?又有那么多治疗性病的专家?我当时就认为,这已经是全国性的一场灾难了。


从退休后,我与游医、假药的交锋就开始了,从1990年起,我走上了一条漫漫十年的“性病游医打假”路。


我在那年秋天就开始暗访了50多家所谓的性病门诊,我扮成病人家属,走街串巷,光打车费就花了3000多元钱。所见所闻令我不寒而栗。


我给省长的报告引起了重视,第二天,马忠臣就作出了批示。1998年3月30日,省政府召开全省整顿医疗市场的电视电话会议,打击假药假医假郎中的活动在全省展开。


这一下可捅了马蜂窝。一些不知其身份的人打电话到我家:“再多管闲事,要你的老命,不仅杀你,还要杀你全家。”个别的媒体负责人也说:“老太太乱告状,让我们损失了数百万元广告费。”


我的小女儿也受到了牵连,她原在一家医院工作。为此,工作也丢了。我明白了,游医后面有保护伞,但我不会向这些丑恶势力屈服。


1999年春天,我再次上书河南省长,痛陈游医的危害,要求取缔性病游医,治理非法医疗广告。这年8月13日,河南省政府再次召集省公安厅、省卫生厅、省工商局等有关部门,研究集中整治游医、非法医疗广告的问题。


我经常听到全国各地患者打来的电话,听着他们在电话中带着哭腔的控诉:“高老师,我让性病游医害苦了。”这一切,让我意识到性病游医肆虐的范围不是河南一个省,于是,我又投书中央、省领导和各大媒体揭露性病游医及其支持者。


那些医药骗子真多啊!他们像苍蝇一样嗡嗡乱飞。他们又千方百计不择手段搞来与我的合影,妄想借此说明他卖的药是真的,以便欺骗病人。对这种人,当时我就想,我要一直干下去,哪怕我本人遇有不测或者我的家人为此出了意外,我只希望净化医疗环境,让老百姓受的痛苦再少一些。


一次会诊发现艾滋病


我原来仅仅注意到了性病,在巴某死后,又在阿芳一家人死后,我把视野放大了,我慢慢发现,原来这一切都源于“血浆经济”。


我是1996年4月7日第一次接触到艾滋病人的。巴某,40多岁的女人。她去一个医院看病,这天,医院让我参加她的病情会诊,从病人的病情看,很像“卡波西氏肉瘤”。那时,医院图书室里的艾滋病资料奇缺,我又回到学院图书馆,查到了艾滋病的文章,从巴某的病征来看,很近似“卡波西氏肉瘤”。我赶紧通知医院抽血化验HIV抗体。


化验结果出来,巴某HIV抗体呈强阳性,医院沸腾了,因为之前谁都没有接触过艾滋病人。医院赶紧通知巴某的丈夫和孩子、亲属,一家十几口人到省防疫站检测HIV抗体,结果都是阴性。我们很怀疑,为什么她的丈夫是阴性,而她却是阳性呢?直到半年以后,我们才有了新的认识,原来,巴某是经血液传播感染的艾滋病。


1996年4月11日,某官员得知此事后,以训斥的口吻说:“你们大惊小怪什么,哪有那么多艾滋病……”我很吃惊卫生厅官员为什么持这么样的态度,难道他们有什么隐情?有什么秘密?


十几天后,巴某死了,她才42岁。她的丈夫说:“我为了她的健康,要求医生在给她做了手术后给她输血,我很后悔,不该给她输血的。”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的输血感染艾滋病的病人,她从输血感染至死亡,历时近三年,其家属任何人均未被感染。她又是个普通的农村妇女,没有任何特殊嗜好,周围的人也都是健康的。我们在预防艾滋病的宣传中,总是强调静脉吸毒、性乱传播、嫖娼、卖淫等,而对医源性“血祸”的危险性却在那时很少提及。此事迫使我不得不思考和调查,周围还有没有类似巴某的病例,艾滋病的主要传播方式又是什么?


这时,我也听到还有人因卖血和输血感染了艾滋病。病人因病输血库的血感染了艾滋病,这说明当时血库的血已经被艾滋病病毒感染了,有多少病人因疾病或手术输过血库的血呢?谁能知道有多少受害者呢?我也不知道,可能,直到今天,也没有人知道准确的数字。


巴某死后没几天,一个学生又告诉了我一件事。她丈夫的一家亲戚得了艾滋病。这家人无任何医学常识,更是缺乏艾滋病的知识,去找那些只为赚钱发财的“性病游医”治病,结果全家4口人落得灭门绝户,只是在剩下最后一口人时,才被确诊为艾滋病。


这是多么可怜的一件事情!


1996年11月,这户人家剩下的最后一口人阿芳也死去了。这家人是打鱼为生的,我现在还是无法忘记这一家4口人,这家人的艾滋病传播包括了血传播、性传播和母婴传播三个类型。


我原来仅仅注意到了性病,在巴某死后,又在阿芳一家人死后,我推测,因为血液感染艾滋病的人绝非只是她们,于是,我把视野放大了,我慢慢发现,原来这一切都源于“血浆经济”。

揭开“血浆经济”的真相


血液传播在目前还是中国艾滋病传播的一条重要途径,我们不能否认,更不能漠视。


接触到巴某和阿芳一家后,我发现我对艾滋病知识很缺乏。我本人是一个医生还这样,广大群众又该如何呢?我想,应该向他们宣传艾滋病知识,我已经退休好几年了,以前与性病游医斗,现在又有了新事做,宣传艾滋病预防知识。


1996年9月,我开始自编自费印刷第一批小报,向郑州市民免费发放。我当时的经济状况并不是很好,只有500元钱,河南文史馆拿出了800元,宋庆龄基金会送来了400元。这1700元钱共印出了12000份资料。


1996年12月1日,是国际艾滋病日,那一天,河南省文史馆出车,还有一些馆员协助,我们走遍了郑州5个长途汽车站,连续三天向群众发放了8000多份防艾宣传资料。


这已经不是我第一次自编自印宣传资料了。在打击“性病游医”时,我就开始这样做了。我在散发的资料上都印着“注意保存传阅”,可有人还是扔在地上不看,我就再把它们拾起来,再发下去。


到了1997年,我得知很多患者都是在农村里,因某些人为了“保密”而很难与他们取得联系,这更激起了我宣传“预防艾滋病”的信心和勇气。我成天就是编啊,写啊,写啊,编啊,印啊,讲啊。我每年编两期,每期都用八开的纸,后来又改成折叠型,4页八面,用新闻纸印刷。看起来像一本小书,有利于保存。


这些年我总共印了多少宣传资料呢?至少有100万份了,最多的一期我印了18万份。


那时,很多事都是我一个人做,老伴那时还活着,他不让我干,可又怕我累着,总帮着我干。那些年,多亏了有他帮忙,可后来,他去世了,他没能和我一起活到现在,这是我最难过的事情。


我把这些资料发到防疫站、计划生育站,更多时候是我带着几个人,大多是大学生志愿者,到乡下去,到农村里,去发放,就这样,慢慢地,有一些艾滋病人站了出来,愿意出来说话了,也就是这样,慢慢地,更多的人站了出来,他们说出了“血祸”和“血浆经济”的真相。


也就是从这时开始,通过自印小报,有些地方还经常邀请我去演讲,作报告,我到处讲,到处说,一些农村的艾滋病人开始主动找到了我,给我写信。我后来就知道了卖血感染艾滋病,再后来,输血感染艾滋病的人也多了起来,可以看出,血液传播在目前还是中国艾滋病传播的一条重要途径,我们不能否认,更不能漠视。


我后来的事情,媒体报道的就很多了。


今年年初,我立下了遗嘱。将来我死了,不留存墓地。我如若正常死亡,不举行仪式,不留骨灰,按原计划,我的骨灰将和老伴郭明久的骨灰一同撒入黄河,让它流入大海,永远销声匿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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