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因突变使他们不受艾滋病毒感染
艾滋病是由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引起的慢性致死性传染病，上世纪末开始在人类流行，以意想不到的速度在世界蔓延。据近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第一届艾滋病性病防治大会透露，现在全世界艾滋病传播速度最快的地区在亚洲，自1995年后，中国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报告数量直线上升，传播速度在亚洲是第四位，专家估计到今年底感染者有可能超过100万人。有少数人不受艾滋病病毒感染
艾滋病至今尚无回天良药。面对这一严重的世界性瘟疫，全世界科学家使出18般武艺，寻找致病线索和治疗药物。而寻找艾滋病易感基因和抗性基因是其中一项重要的基础研究。
科学家已经知道艾滋病病毒进入人体是利用靶细胞上的CD4分子，但奇怪的是，将CD4转入动物细胞中，再加艾滋病病毒株，动物细胞却不会感染艾滋病病毒。另外，在美国也有些人群令科学家迷惑不解：他们吸毒或是同性恋者，常与艾滋病患者接触却没有受到感染。这表明，另有其它因子在艾滋病的感染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1996年，《自然》、《科学》、《细胞》等三个世界著名的科学杂志先后刊出美国国立卫生院等多家实验室有关艾滋病的论文，发现了位于第3号染色体短臂上的CCR5基因是趋化因子的受体。当CCR5基因编码区域第185号氨基酸后面发生32碱基缺失，称之为CCR5△32突变，就会在细胞膜表面产生截短的、无功能的穿膜蛋白质，使嗜巨噬细胞艾滋病病毒（ HIV—1）不能进入人体细胞，发展为艾滋病。原来，那些幸免于难的极少数人，得益于自体内CCR5基因缺失了32个碱基，使他们的机体获得了天然的抵抗艾滋病病毒的屏障。这一发现被认为是艾滋病研究发展史的里程碑。
老天爷并不特别关照中国人
CCR5△32基因突变不会对人体产生明显的影响，如果能人为地剔除这段碱基，岂不可使人类拒艾滋病于千里之外？这方面的遐想令全世界欢欣鼓舞，也吸引了解放军三0二医院传染病研究所副所长王福生教授。当年，他正在美国纽约大学西奈山医学院肿瘤研究中心做博士后。随着研究的进展，与艾滋病有关的趋化因子受体不断被发现，科学家又发现了 CCR2、CCR3、SDF1等基因多态性也与 HIV—1感染和发病过程有密切的关系。而且鉴定出在美国白人和欧洲后裔中，CCR5△32等位基因突变率约为10％，在全欧洲、中东和印度为2％—5％。
中国人群中与艾滋病相关的抗性基因的状态如何呢？1997年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下，王福生的课题组开始对中国人群艾滋病易感基因多态性进行研究。他们在我国本土采集了汉、藏、蒙、维等8个民族4000多份血样标本。这些人中绝大多数是未受艾滋病病毒感染的健康人群，但也有部分属于艾滋病感染或者性病、同性恋等高危人群。
这项研究开展得异常艰苦。在最早的1287份样品中，他们检测到900份都未发现这一基因位点有何异常，直到1998年底，当做到970多例时，突然在东北人的血样中发现了第一例CCR5△32等位基因突变，随后又在山东人的血样中发现了一例。至今他们共检测出近40例，确定中国人该基因突变率为0．119％，其中维吾尔族最高，为3．48％，蒙族人其次为1．12％，汉族人仅发现6例，突变率为0．16％，集中在淮河以北的北方地区，在其他5个民族中未能检测到。通过研究，他们还发现CCR5△32基因可能以孟德尔方式遗传。
中国人CCR5△32基因突变不但远低于欧美人，而且仅表现在染色体的一条基因上，称之为杂合子突变，不同于国外染色体两条基因上的纯合子突变。这样的个体在受到艾滋病病毒攻击时，也会发病，只是发病和死亡时间有可能延续2—4年或更长。在CCR2、CCR3、SDF1等其他相关基因的研究中也发现了许多中国人群与欧美人群的差异。所有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也有个别人对艾滋病有抗性，但绝大多数中国人并未得到老天爷的特别垂怜，较欧美人更易感染艾滋病。
渴望找到基因治疗途径
这些研究已在国内外发表论文18篇，前期的中国健康人群筛查工作获得了2001年度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王福生教授在与国内有关单位的合作中，还初步发现了中国人群中可能存在与外国人群不同的HIV—1易感基因的一些新位点，有些新位点在中国人群中突变频率高达485。目前课题组正在进一步评价所有HIV—1易感基因在艾滋病发病过程中的作用和相关机理。
对与艾滋病毒感染相关的抗性基因多态性研究，至少可以评估人群对HIV—1的遗传易感性；同时在疾病的早期阶段就可以对病人的预后作出有益的判断；更重要的是可以辅助受体水平上预防和治疗艾滋病。针对中国人群基因特点的研究，将为我国研制艾滋病防治基因药物奠定良好的基础。
基础科研的进步令临床医师大受鼓舞。对艾滋病实行基因治疗已成为一个远景目标，但王福生教授说，要对全身的一个基因进行改变谈何容易！人类需要更多的基础与临床结合研究，我国需要更多的国内外科研合作。实现这一目标，人类还有一段漫长的路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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